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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会:中国智库的使命和挑战
来源:《中国投资》2014年第6期 | 2014-12-09 | 作者: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赵昌会 浏览量:1434

《中国投资》:在中国崛起故事逐渐展开的背景下,中国智库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赵昌会:在世界权力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指导原则、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长久以往的生活法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大动因是20089月以来的美欧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客观上带来一种冲击,使得长期以来人们信以为然的条条框框明显坚持不下去了。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和智库学者老老实实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具备清晰的方向感。

在此基础上,目前已经运行中的智库必须意识到,要能适应和引领政策趋势,就要革除原来许多已经不再可行的理念和标准。不论国家还是机构,随波逐流或被动等待,只会丧失机遇。

首要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估现状。一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家和公民产生积极的结果,最根本之处取决于判断是否准确。判断不同,主张就不同,进而政策也不同,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因此,智库所面临的挑战,当务之急是要克服巨变中的认识局限性。巨变已经到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削弱自身,这也是一种危险的挑战。

其次是不现实的前景估计。无论过低还是过高的估计,都会产生政策偏差,在现实中必然会遭到修正。也可以说,这种不能准确估计形势所构成的风险是认知偏差挑战。

再次,是行动能力的挑战。已经认识到风险,但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路线,匹配的手段和工具不足以解决问题,也会导致战略错失和政策流产。这也是智库面临的挑战。

第四是当断不断、犹豫不决的决策薄弱。一项计划,认识到了,也想做好,方向正确,手段到位,如果时机和速度掌握不准确,丧失战机,一样会前功尽弃。这种意志力脆弱和决策薄弱构成了另一挑战。历史上,因为时机贻误导致的失败比比皆是。

最后,中国目前还缺乏自觉购买咨询服务的自觉意识和商务习惯。对于智库运营、筹款、服务社会和接受政府委托开展研究项目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逐渐克服的重大文化挑战。

总体而言,智库的首要职责是准确判断形势,这是提出一切主张、制定一切政策、化解一切困难的出发点。

《中国投资》:当前时代,是否也是智库的机遇?

赵昌会:当下正处于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期。智库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对重大趋势作出判断,要对重大政策有所预言和建言。这个时代无与伦比地提供了智库发挥作用的天然舞台和巨大机遇,正如战争之于军人,比赛之于运动员。

这个时代给智库提供了革命性的历史契机——革新研究范式,开拓研究领域,提升政策效力,创新运营模式。对于中国智库而言,需要优先认识到,在互联网技术孕育的全球性巨变之下,特别是面对美国力主推动、即将汹涌而至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地区主义,不失时机地形成呼应、回答、满足当前这一特定时代要求的政策主张和实施方略。换句话说,这是智库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更是它们后来居上、推陈出新的机会。

中国智库身处前所未有的时代,革故鼎新的时代,无限可能的时代,要迎头赶上,尽其本份。

历史表明,当今中国,正在告别有史以来的地区性大国身份,即将成为世界大国,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贡献出新思路、新办法、新模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对中国智库的普遍要求。

《中国投资》:什么样的智库是好智库?

赵昌会:好的智库,应该有能力始终站在同时代人的思想前沿,承担开启时代智慧的责任,在引领政策上成为时代的先声。

具体地讲,好智库应该看到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趋势,与时代和世界的脉搏共振。好智库还要做到在一种重大趋势显现之前,对这种趋势具有高度的敏感,发现,确定,坚持,洞察,使先见之明变成政府政策的先声。一方面,要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愿意并有能力与大众沟通,影响并塑造舆论。

智库专家必须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锤炼,在锤炼中成熟。的确,社会往往期待着智库专家高人一头。智库专家最好具备深厚的公共部门经验,或兼有扎实的私有部门工作背景,才能做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策设计。

而智库的产品,即研究报告、文章、作证、研讨会、政策辩论等所体现的政策思考,都是以世界视野看中国,或以国家为思考和分析的基本单元,所以,智库的基本客户是中央政府。请注意:省市及以下政府所需的各种咨询服务,主要应由商业性咨询公司来满足。

进一步说,智库的产品只有得到政府采购或公众积极回应,才能正常地、圆满地实现其价值。但反过来,一项智库产品如果没有得到政府采购或公众积极回应,也不能断言这些产品就没有价值,可能是它错失了展示自己价值的条件和时机。

《中国投资》:什么造就一个好的智库?

赵昌会: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需求。不难理解,好智库的第一要素,是能较为圆满地回答时代给社会与国家提出的要求。

其次,智库的成果必须要先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必须有先见之明的知识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好的智库,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检验,才能成为好的智库。智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时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不论信息收集,还是研究方法革新,最终体现为能够代表时代所提出的基本使命。

好的智库一定是有影响力的,不论是研究长期趋势还是短期需求,是关注全球事务还是地区与国别问题,是涉及全人类、全社会还是就某一决策进行研究,最终,都要靠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衡量。

智库的组织架构要能够便于体现上述特点,有利于完成选定的使命,有利于造就世界一流专家。智库必须让其成员有强烈的归属感,还应有一种能够让其成员合理满足荣誉感的机制。一个人发挥作用,必有一定的时间、地点;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一定要有一个能使专家稳定地、持之以恒地贡献其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

《中国投资》:智库与决策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定位?

赵昌会:在良好的氛围下,智库与决策是一种互利共生关系。通过吸收广大智库的成果,政府可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和更加成熟的公共政策。反过来,智库应当走在时代前列,时刻把战略和政策研究作为检验其工作成果的主要渠道,甚至作为决定其命运的试金石。

现实生活中,政府与智库的共同兴趣在于把握战略和政策的进程,职能有类似、重合的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会屈于形势的压力,特别是政治需要,不大可能进行实验性质的模拟研究。而智库没有处于制定政策的第一线,相对更有条件从容而系统地研究重大问题,并进行独立、客观地调研论证。但是,智库产品一经采用,智库就要承担重大政策后果的连带责任,至少是声誉风险。

智库与决策也是相互借鉴的关系。很多时候,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遵从惯性的力量,没有变更方向的可能性,而智库则具备检验能否推行某一政策的条件。有时候,政府有信心解决问题,但智库的参与可以使政府的举措拥有更广泛、更扎实的基础。

智库与决策还是一种相互证明的关系。一般地,决策处于主导地位,智库处于辅助地位,二者体现出强烈的雇佣关系:决策者是雇主,智库则是受雇者。从时间上说,智库提出的政策主张在前,政府做出的决策在后;换言之,二者有着明显的逻辑继承关系。但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况且认识是无限的,永不停止。决策之后,如果失败,那么,智库首当其冲,必须另谋高策,或决策者改弦更张,干脆更换智库;决策之后,即便成功,也须跟踪决策,而跟踪决策的重担不能统统落在决策者肩上。

智库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有时可以相互转换。中国的哲学思想一向崇尚“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行为模式。自先秦以降,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似乎都是“学而优则仕”。这一历史现象说明,从“食客”到“致仕”,再到“解甲归田”,政府公务员与智库学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双向流动关系,只不过,从“仕”到“民”的仅在少数,因为不存在制度安排。

但归根结底,智库与决策之间是平等的。不能认为,决策者更英明一些,智库更智慧一些;更不能说,决策者应当承担失误的全部责任,而好点子都是智库的主意。

《中国投资》:中国应形成怎样一种智库与决策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赵昌会: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多个方针大计,但如何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客观上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智库不能机械解读或盲目证明已经确定了的大政方针,而是要独立自主地、高度创造性地开展研究,为完成改革赋予当代中国的任务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智力产品。

在这种基础上,决策者需要认识到,在一日千里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中国和世界已经变得高度复杂,政府的决策必须借助那些专门从事思想和政策生产的智库,而智库则必须当仁不让,在某一领域(大政方针、公共政策或中外关系等)敢于质疑,奋勇尝试并有所贡献。

良性互动的最好机制是,双向选择,自然淘汰。

《中国投资》:中国应当借鉴哪些国际经验?

赵昌会:首先,智库应当分类。国家要有意识地鼓励和促使智库多元化。目前的问题在于,有些领域没有专人研究,有些领域则是大量、低效、重复的研究,显得既无序又无质量。这种状况必须结束。

智库的分类工作十分紧迫。西方国家的智库,已经形成了多元化和专业化,例如有研究国际战略的,有研究对外政策的,有研究城乡关系的,有研究公共卫生的,还有研究绿色增长的,门类繁多,不一而足。事实上,智库只有多元化,才能形成关于重大问题的专业化或职业化的政策建议。因此在不同政策的听证会上,就有不同的智库参与政策论证。

其次,要改革现有体制。智库一定是独立法人,可以自主决定研究课题,或接受委托开展课题研究。智库的生存,主要依靠其影响力来筹资,出资人可以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或道德榜样影响智库,但即使出资,也不应规定智库的研究课题。

政府预算经费不应进入智库,反之,依靠政府下拨行政经费的研究部门算不上智库。例如,政府不同机构内设的研究室、研究院,其运作结果可能体现了智库的某种作用,但它们不是智库,而是内部咨询机构;它们首先听命于上级主管领导,很难独立自主地决定研究课题及其先后顺序。另一方面,它们工作成果,也难以社会化。进一步说,它们的人员和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学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期望、路径和成长规律。

第三,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智库的成功经验,但也必须脚踏实地,建设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同时具有世界情怀、能够高瞻远瞩的中国智库。

特别指出,对于美国智库和行政部门的“旋转门”机制,中国有必要认真研究,加以借鉴。

《中国投资》:未来会在什么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您所说的这样的智库文化?有规律可循吗?

赵昌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智库的本分。政府应该逐步认识到,那些火烧眉毛的紧急工作不是智库应该做的。要培育智库文化,就要明确界定智库的角色功能,积极支持智库的发展,营造有利于智库生长的政策环境。

健康的智库文化,一定是在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投入下形成的,所以尤其要鼓励社会捐助。但要注意,因为智库不同于咨询机构,不是营利机构,不能让他们太多地考虑生存问题。

这丝毫不能说明,政府与智库的关系不紧密,政府委托研究就是一例,但这不属于预算支持。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专门为美国军方服务,大多是以委托研究的形式开展工作,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智库的作用。

中国私有部门,要移风易俗,形成有远见、有抱负的商人资助智库的社会风气。要考虑到智库所形成的巨大的社会正补偿,对整个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捐助者的投入必须心甘情愿。

社会对智库的捐助,不能因为政府没有采用智库建议就不再投入,或转投它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再次说明,凡完全依靠政府经费支持的机构都不能叫做智库。道理很浅显,智库不能完全由政府出资,是因为政府资金来自于纳税人,而这种列入预算的资金,要求效益与回报。

但是最终,智库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赵昌会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

杨海霞

《中国投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