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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鑫:影响欧亚地区稳定的历史长周期因素及外部挑战
来源: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 2022-02-25 | 作者:李鼎鑫 浏览量:175

2021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受特殊的历史、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欧亚地区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与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欧亚地区风波不断。“欧亚”的概念有多种地理范围释义,本文所界定的“欧亚”是除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由苏联12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地区,亦可以“后苏联空间”指代。

近年来,欧亚地区内外安全形势持续恶化,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一方面,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持续恶化、激化,濒于战争边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因领土问题爆发战争,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局势不稳,白俄罗斯“颜色革命”苗头初现,特别是美军仓促无序撤离阿富汗导致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骤变,欧亚空间呈现多点震荡发酵态势。另一方面,美国牵头组建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和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AUKUS)两个地缘政治军事集团,加上军事情报集团“五眼联盟”和“七国集团”,对欧亚地区形成战略包围圈。在此背景下,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战略格局走向尤其值得关注。欧亚地区多处“溃疡点”与来自海洋的包围圈一旦形成“同频共振”,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或将在内外力作用下进入新的重大调整周期。

欧亚地区由“乱”到“治”的30年

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国家间纷争、冲突甚至战争时有发生,“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活动频仍,打着所谓“自由民主”幌子的“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种种乱象均不同程度地有域外大国在背后助推,地区各国对此高度警觉,进一步强化独立自主意识,并与地区稳定性力量联手逐渐形成抵制域外国家干涉的态势。地区形势总体上呈现由“乱”向“治”的变化趋势。

1991—2001年是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大局初定、相互磨合、乱变并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极力争取国家独立、维护本国主权,部分国家甚至因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矛盾发生对抗。摩尔多瓦独立过程中产生的“德左”问题(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地位问题)是俄罗斯与摩尔多瓦争执的关键,一直困扰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目前该问题仍未解决。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宗教、边界问题在苏联解体后也不断激化。除车臣冲突外,俄罗斯的北奥塞梯与印古什共和国间存在边界争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因为南奥塞梯等问题龃龉不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纳卡问题)关系长期不和。中亚地区同样充斥着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动乱和小规模边界冲突时有发生。

2001—2013年是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美俄博弈、中俄携手、乱中有治。普京执掌下的俄罗斯改变了苏联解体初期对中亚等国家奉行的“甩包袱”政策,开始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尝试推动欧亚地区一体化。美国借“9·11”恐怖袭击事件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同时在俄罗斯默许下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客观上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形成博弈之势。欧盟则在2008年提出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东方伙伴关系”倡议,试图瓦解俄罗斯整合欧亚地区的雄心。面对美欧势力的挤压,国力尚在恢复调整中的俄罗斯对欧亚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下降。波罗的海三国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加入北约和欧盟;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古阿姆”集团(GUAM)试图与俄罗斯分庭抗礼;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暴力夺权、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暴乱”等事件相继发生。但与此同时,以解决中国与新独立的俄、哈、吉、塔边界问题为使命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国家深刻认识到要与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建立稳定、安全的地区环境,才能助推本国走出历史惯性,开辟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核的“上海精神”逐渐形成。“上海精神”已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认可的国家间关系新准则,成为开拓创新区域合作模式的新规范,成为地区局势保持基本稳定的“定盘针”。

2013—2019年是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外部力量收紧包围圈与地区国家求稳求发展矛盾凸显。2013年,在西方支持策动下,乌克兰爆发第二次“颜色革命”,波罗申科政府上台,乌东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两州宣布割据并与乌政府军对峙鏖战。克里米亚虽以全民公决方式并入俄罗斯,但北约通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事实上使其力量直逼俄乌边境,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被压缩到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亚速海—克里米亚一线,基本上已无退路。美欧以克里米亚问题为由对俄罗斯实行了冷战结束后最严厉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制裁。北约趁机扩军备战,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中东欧国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尽管如此,相关国家依然积极谋求社会经济发展。2012年,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启动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旨在用好中国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满足自身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提高经济发展水平。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受到欧亚各国的普遍欢迎,进一步反映了地区国家求稳求发展的迫切心情。

2020年至今,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迎来第四个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背景下,欧亚地区的动荡与冲突趋于激化。2020年2月,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与东干族发生暴力冲突;4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爆发边界冲突;6月,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爆发边界冲突;8月,白俄罗斯由于不少民众对大选过程和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抗议;9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战争;10月,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并导致政权更迭。乌克兰东部低烈度冲突不断,“诺曼底机制”虽然重启并积极运转,但俄乌双方在明斯克协议关于特殊地位法、边界控制权、地方选举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11月以来,双方矛盾在大国博弈作用下进一步激化,乌东部地区周边部署的俄乌武装力量达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外,2021年初,俄罗斯再次爆发针对当局的大规模抗议活动。2020年以来欧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该地区局势演变已进入一个新时期,被长时间冻结的各类矛盾和冲突未来可能再次突然爆发,或将导致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历史长周期因素是导致欧亚地区局势震荡不止的内因

部分欧亚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的领土纠纷以及民族和宗教矛盾是导致地区冲突、对抗乃至战争的首要历史长周期因素。欧亚地区各国间签署了大量双、多边协定,也开展经济、政治、安全等多领域合作,但安全阀、稳定器作用不显著。欧亚地区民族和宗教矛盾、领土争端长期存在,很多情况下三者叠加发酵,令相关国家间局势复杂多变,抵牾冲突不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部分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蔓延,这些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后,民族问题并未大面积缓解,在一些地区反而愈演愈烈。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自治州主要生活着5个民族,其中占人口总数66.2%的南奥塞梯族萌发独立诉求,格鲁吉亚对此态度强硬,双方纷争冲突不断。1991年,格鲁吉亚首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宣扬“大格鲁吉亚主义”,并取消俄罗斯、奥塞梯等民族的语言,激化了不同宗教信仰的矛盾,唤醒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先前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场民族—宗教争端演变发展的结果就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宣布独立。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在苏联解体前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争夺的焦点,2020年9月又爆发自两国独立以来的新一轮冲突。在阿塞拜疆控制的纳卡地区,战争爆发前约80%的人口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亚美尼亚人,而居住在该地区的阿塞拜疆人则大多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亚美尼亚指责阿塞拜疆对纳卡和阿国内其他地区持不同标准,民族矛盾、宗教差异再次成为相邻两国关系紧张的核心诱因。乌克兰局势云谲波诡,从表层看,大国为各自战略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激烈争夺,围绕乌东地区部署重兵,危局悬于一发,但不可否认,乌东西部分别为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主导,俄、乌两族间分分合合的历史恩怨与领土、能源等现实利益纠缠交织,导致外部势力乘虚介入,这是乌克兰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

欧亚地区国家经济总体上不景气的态势从独立后延续至今,这是诱发地区国家政局动荡的第二个历史长周期因素。作为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改革效果不彰,经济转型未取得明显进展,单一的能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经常随着世界能源市场起伏而波动,经济不景气甚至影响到俄国家统一,导致其无暇更多顾及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欧亚地区国家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其中大部分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呈密切关联、相互补充的特点,这一点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欧亚地区国家经济总体上呈体量小、经济结构单一、受外部影响显著的特点。1997年、2008年经济危机均对欧亚地区国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国家经济下行的压力。欧亚经济委员会称,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整体上有所复苏,增长幅度可能在3%以上,但仍面临多种风险与挑战。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国贫富差距扩大,民众长期陷入一种无法宣泄的低落、焦虑情绪中,这也成为促使2020年纳卡冲突再次爆发、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陷入政局动荡的重要内因之一。总体来看,除个别国家和在一定年份的统计数据相对较好外,欧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乏力,这为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提供了机会,加剧了地区不稳定。

俄罗斯在承接苏联衣钵后,综合国力一度大幅下滑,后经普京总统励精图治逐步恢复,但尚未达到苏联巅峰时期水平,难以更加有效地抵御某些域外国家侵扰其传统“势力范围”,这是影响地区局势的第三个历史长周期因素。一方面,为维护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地缘政治利益、重新取得地区领导地位,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主导建立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多边机制,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展示了其推动欧亚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波罗的海三国脱俄入欧、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疏俄亲西,亚美尼亚举棋未定,中亚各国在大国之间奉行多元平衡外交,这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提出了挑战。虽然俄罗斯一直试图“整合”欧亚地区,也曾在某个阶段有所建树,但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美欧制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持续影响,俄罗斯在为区域国家提供支持时往往力有不逮,在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等欧亚一体化平台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始终未达到其预期。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现今,广袤的欧亚地区,对俄罗斯而言都是拱卫其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带,也可谓俄“必争必保”之地。因此,普京近期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强硬划出红线,宣示其在乌克兰、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的立场,客观上表明俄罗斯在西方持续施压下,自身地区影响已收缩至其设定的战略底线。 

欧亚地区未来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外部风险挑战

欧亚地区局势稳定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某些域外国家或国家集团。其中最根本的和长期起作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集团。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该地区“向东看”还是“向西行”,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具有全球性战略影响。苏联解体30年来欧亚地区与外部力量互动关系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北约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不断逼近俄罗斯本土。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集团在该地区的首要战略意图,就是分化、矮化、弱化俄罗斯及其在“后苏联空间”的惯性影响力,实现该地区的“去俄罗斯化”和“亲西方化”。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会允许在欧亚大陆腹地形成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大国或大陆国家集团。这种带有遗传基因性质的地理—历史—政治执念注定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集团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关系很难一直维系在和平的轨道上。

当下俄罗斯综合国力虽尚未恢复至苏联时期,但不少欧亚国家在能源、经济、市场、贸易、劳务输出等方面对俄罗斯仍有不同程度依赖,因此尽管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地位和优势正在被大面积侵蚀,其影响却依然存在。美欧对此抱有警惕心理,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联盟利用部分欧亚国家之间在领土、民族、宗教等领域矛盾和相关国家内部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通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非政府组织活动和情报渗透等方式,不断制造或强化地区不稳定因素,抓住一切机会对地区国家进行所谓“民主”改造,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自2004年底以来反复发酵、不断激化升级的乌克兰问题,其核心外部性因素就是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集团部分国家试图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支持武装冲突、实施经济诱拉和挑动民族宗教矛盾等一系列“混合战”手段,达到“把乌克兰从俄罗斯脱离出来,让俄‘软腹部’暴露在外,不再有资格成为一个帝国”的目标。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战略目标还不止于此。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并盘踞阿富汗长达20年,最终从阿富汗败撤,不仅未达到改造阿富汗并使其成为美国在“欧亚大棋盘”上棋眼的战略目标,也导致其中亚政策的溃败。然而,要清醒看到,美从“帝国坟场”脱身,迅速止血,是为了从外部合围欧亚地区积蓄力量。

除了上述大国博弈、陆海争锋等传统地缘政治“戏码”外,作用于欧亚地区局势演变的外部因素还包括百年变局下外部中等强国与地区国家合纵连横,实施民族、宗教跨地区“整合”,意图抱团取暖,并达到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放大“声量”乃至发挥主导作用的战略目标。不久前,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召开峰会,宣布“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改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这必然成为地区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欧亚地区国家独立30年来不断被摩擦、冲突甚至动乱、战争所困扰,但总体上是沿着由“乱”到“治”的正确轨道前进。各国笃定追求自身稳定、发展的愿望不会改变。展望未来,这一地区必然面临来自域外国家及其盟友的长期包围、挑拨,甚至是分化、打压,形势不容乐观。但是,地区国家如能精诚合作,大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亚信会议、 “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等涵盖不同类型、领域、范围的合作机制与发展倡议实现深度融合,欧亚地区就会迎来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