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首页
当前全球安全形势的特点与中国外交
| 2014-06-30 | 作者: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夏立平教授 浏览量:5831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和平方向发展,世界局势总体稳定。另一方面,国际安全博弈发生新的变化,安全威胁多样化,地区冲突此伏彼起。

 

一、当前全球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

(一)从权力角度看,全球权力向更加平衡方向发展,但国际安全博弈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批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以及亚洲的整体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这导致世界多极化趋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战略形势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国际安全博弈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能否适应、接受和容纳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并在其中发挥更大和积极作用,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潮流;另一方面,中国等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能否融入和适应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并在参与中推动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种相互之间的安全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美国虽然仍然是全球居于首要地位的大国,但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正力不从心。同时,在权力平衡方面更有意义的趋势是上升的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持续发展,这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锚。

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持续发展,不仅使各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性上升,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使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向更均衡化方向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水等资源将成为极为宝贵的资源。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国家实力对比中地位上升。

    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复杂。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大国,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上升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此,在以上大背景下,中美两国间存在许多矛盾和分歧。但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反恐、经济、对付跨国界问题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在增加。因此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既对话又斗争的基本格局未变,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博弈在上升。美国加大对中国施加压力,将使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更加错综复杂。

201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亚太战略,推行“再平衡”战略,将其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这对亚太地区战略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过多强调军事因素,可能走上历史上霸权国家在衰落阶段习惯于用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其霸主地位的主要工具的老路。也向其盟国和其他有的亚太国家发出错误信号,使这些国家希望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从与中国的领土和海上权益争议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从而使东亚地区特别是钓鱼岛和南海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和导致军备竞争。

    (二)从结构角度看,全球经济协调机构有所发展,但全球治理结构和区域安全合作的构建相对滞后。

国际权力平衡的变化由于现有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更加复杂。从全球安全结构来说,一些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存在,而美国的一些政治人士还未放弃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还未能根本确立。

从全球生产结构来说,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快速推进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的生产结构不再被牢牢的控制在各国政府之手。

从全球金融结构来说,一方面,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资本市场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对该体系中其他地方的事态会立即作出明显的反应。另一方面,各国货币继续共存,在各国疆界之内,各国政府在政治上要对本国货币的坚挺或疲软负责,从而为它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服务。

从全球知识结构来说,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正在逐渐变成争夺知识结构领导权的竞争,各国在获得知识和享用知识方面的政治权力差距越来越明显。知识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家之间权力的重新分布。而国际体系还没有建立能有效促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少碳排放技术的机制。

近年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协调机构如G20,有所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在发展。相比之下,全球治理结构和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滞后。

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是当前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试验之一。这项试验能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决定未来30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

中国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从冷战时期的对付共同敌人这一个支柱发展为现在中美关系的两个支柱:经济和安全。这不仅是正面的相互依存,而且有反面的相互依存。

与美苏战略稳定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基础不一样,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是新型的、非对称性的、互动的、运动中的稳定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亚太地区为试验场的。朝鲜半岛、台湾是两块重要的试验田。

中美两国之间已有9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但还不够。

现在一个重大问题是东北亚地区缺乏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如果六方会谈能解决朝鲜核问题,将会成为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朝核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侧重加强美日双边军事联盟,这向日本发出错误信号,使日本认为如果中日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会军事卷入。因此,日本在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中采取强硬立场。          

(三)观念角度看,中国等提出合作共赢的观念,但冷战思维、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负面因素。

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合作共赢的观念,但美国一些政界、学界和军界人士仍存在冷战思维。一些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上升。宗教极端主义在一些中亚和非洲国家产生恐怖主义,

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右倾化,存在走上军事大国道路的危险。

我们理解日本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日本首先要承认侵略历史,在这方面取得邻国的谅解,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成为正常国家。而成为军事大国对日本来说是南辕北辙,不仅无助于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而且对日本和本地区都是危险的。

(四)利益角度看,全球变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因各国对利益界定的不同而难以得到有效应对。

全球变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已经涉及到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各国利益的不同及对利益界定的不同导致它们难以在应对人类面临共同安全挑战上达成协议。现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跨国特性与当今世界政治呈现出的民族国家主导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全球变化问题的高度政治性。各国的地理位置、领土大小、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消费习惯、政治体制、价值观念不同,必然导致它们对全球变化的感受和对解决全球变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政策偏好不同。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矛盾越来深刻: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竞争,但同时所有国家又共同面临着许多全球性的挑战。而且,人类正在日益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人类过度消费、生产过度扩张与地球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而且,市场经济本身不断寻求扩大生产和消费的逻辑,总有一天会到达地球有限的资源已无法承受的界限。

全球变化问题虽然涉及到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如何应对和解决全球变化问题涉及到各国的国家利益。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一致性是各国合作应对全球变化的动机,差异性意味着各国在合作解决全球变化问题时必然坚定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愿替他人“埋单”。

全球变化问题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从历史上来说,发达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要大大多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后半期在工业化进程以来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从现实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现在的过度消费正在迅速消耗地球有限的资源。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中国的4倍。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责任又应该是有区别的。既不能用共同责任来混淆发达国家所应负的特殊责任,也不能用有区别的责任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做出减排努力的理由。

在当代国际政治事务中,各国经济上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联系着各国社会相互交流和相互联系在迅速发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21世纪的各项全球挑战。只有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才能缓解人类面临的根本性矛盾。

首先,各国应该坚持实行多边主义,努力通过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解决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竞争,应对共同面临的许多全球性挑战。但必须看到,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与这个世纪本身一样,可能会比我们所习惯的情形更加多变,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其次,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大国协调。20国集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在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大国协调。现在的大国协调并不是故意要将小国排除在决策之外,而是要使国际决策更有成效。

第三,各国应该更加强调谈判对话。在一个政治权力集中在许多国家手中的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必然会进行一系列谈判。但是这些谈判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国家的国内谈判。

随着全球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类似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政治博弈将越来越频繁。中国作为位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必须加强全球变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的探索和研究,实现全球变化研究的软科学化,由纯自然科学研究扩大为包括人文社会政治经济分析的综合性和跨学科研究,从而顺应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促进中国全球变化研究由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向社会政治应用研究转移,揭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所必须关注和捍卫的长远利益,更好的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结合,为国家制订全球变化应对方案和进行国际谈判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五)从地区角度看,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是世界最乱象纷呈的地区, 外交进程举步维艰。

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加上人口持续膨胀、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停滞不前,特别是由于外部势力干涉和染指,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前景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因素。

2013年,中东和波斯湾地区传统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非传统安全威胁又呈上升趋势。叙利亚内战日趋激烈,国际调停难以有效。巴以、阿以仍处于对抗状态。中东地区固有的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也仍然相当尖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以及伊朗穆斯林什叶派与海湾地区穆斯林逊尼派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因伊朗核问题而更加尖锐化。

以色列一直以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周边阿拉伯国家和波斯湾国家拥有核武器,其目的是保持以核武器为后盾的战略优势,防止这些国家对以色列构成核威胁。当前以色列特别担心伊朗发展核武器。以色列通过各种管道扬言要对伊朗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便摧毁伊朗核设施。以色列还千方百计推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伊朗提炼浓缩铀活动深怀疑虑,担心伊朗可能借机研制核武器,而伊朗方面则坚称自己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核问题实际上触碰到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底线,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近年来,美国对伊朗实施围堵与遏制战略。西方社会对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名研制核武器的疑虑日渐加深,指责也逐步升级。在“制裁与军事打击”之间徘徊的伊朗核危机,像是悬在中东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时敲响战争的钟声。

2013年,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后,伊朗核问题谈判虽然面临取得突破的机遇,但受到各种因素制约,举步维艰。

  

   二、中国需要打造升级版的对外战略

   (一)中国不仅要加强软实力,更重要的是要善用结构性实力。

   当前中国对外战略存在两个重大的失衡:

   一是硬实力上升,但软实力不足,特别是缺乏提出创新思维和创建新国际机制方面的软实力。

   二是联系性实力上升,但结构性实力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系性实力在经济方面正超过日本甚至美国,但结构性实力,即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能力急需提高。

   中国新的升级版对外战略应该重点发展和运用结构性实力,为构建国际特别是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经济合作机制和金融合作机制,包括建立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做出贡献。

   (二)中国外交与国防现代化相协调。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要是侵略者和台独分子、恐怖分子害怕,而应使邻国和其他国家放心。

 中国不仅应与邻国建立命运共同体,而且应与邻国建立安全共同体。中国必须全力争取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成功。中国作为上升大国,只有在与守成大国在保持一种竞合关系的同时,避免两国陷入安全困境,而不断发掘中美关系的正能量,摒弃中美关系的负资产,才能达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达到实现中国国家统一的目标,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

   (三)中国应与邻国在潜在热点地区建立分歧管控、危机解决机制。包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南海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