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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
来源:共识网 | 2015-07-08 |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 蔡拓 浏览量:1173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

 

 

摘要: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的实力也在发生迅速变化,中国自身国际定位也随之产生了某些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要明确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需要立足于以下四个维度:中国实力的现状与评估、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与着力点。在对这四个方面充分考虑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定位应该确定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且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注重并拥有软实力的文明古国,提高软实力、发挥软实力作用,应成为21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中国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正处于社会全方位改革与转型的又一历史时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也明显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压力、困惑也接踵而至。当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受到更多的关注,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质疑时,清醒地认识自己、理性地定位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历史性课题就尖锐地提上日程。我们重视的程度和研究的深度都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因此,在笔者看来,深入思考和探讨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定位的概念

  定位(positioning )原本是管理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在商品销售中如何宣介、塑造自己的商品,使其与其他商品区别开来,从而获得品牌效应。当人们把它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时,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于是定位就变成了国际定位,突出了国际性坐标。但迄今为止,国际定位并不是国际学术界认同并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是中国文化的体现,类似于国际格局,很难纳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却能为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国际定位是一个中国式概念(或术语)

  作为一个尚不够严谨、规范的概念,如果对其进行要素分析,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其一,国际定位涉及自我与他者两个主体。国际定位首先是自我的认同与塑造。一国会根据自己的实力、价值、追求,确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地位、作用,这是国际定位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主要的方面,但并不是全部。国际定位还包括他者的认知,即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及整个国际社会对该国国际角色与作用的评判与认知,其中,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群体的认知尤为重要。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知越吻合,表明该国的国际定位越准确,如果出现较大的差异,就需要反思和修正自己的定位。

  其二,国际定位涉及主观选择与客观现实两个层面。国际定位的主观选择,是主体偏好与追求的反映。影响主观选择的首要因素是客观现实,一国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国家实力是国际定位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限制性条件。很难设想不丹这样的国家会把自身定位为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这就是客观现实的制约性。但除了客观现实外,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国际定位产生影响。比如正在崛起的中国,受制于我们内向、内敛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从政府到民众,新兴大国的定位并未成为主流认识。而被束缚于霸权情结、冷战思维或权力政治中的某些西方人士,则把中国视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未来世界可能的新霸主。由此可见,主观选择与客观现实往往并不一致。如果再考虑到客观现实的变动性和人的认识的滞后性,那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与背离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因而,中国的国际定位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依据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

  其三,国际定位是一国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大战略有三种代表性理解:首先,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是通过战争或在战争中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艺术;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即动员和使用一切资源与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指外部安全、国际层面的安全);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对大战略最宽泛的理解。尽管有这些区别,但其基点则在于大战略主要是一种外向型的战略,人们通常是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理解、研究大战略。既然是战略,就会涉及战略目标、战略评估、战略内容、战略手段等。显然,这些都与国际定位有关。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是世界性大国还是地区性大国,或仅是普通国家,这既是目标也是定位;一个国家是信奉权力政治、霸权政治、对抗政治,还是倡导合作、和谐、责任与共赢,这是政治理念与外交哲学的选择与定位;而战略评估既涉及对一国实力的评估,也涉及对战略形势和体系环境的评估。它们是大战略和国际定位不可或缺的环节。

  由此可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定位有其特殊的视角与内涵,也有其特殊的功用,对于确定一国的对外战略、处理对外关系有着特殊意义。

  二、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急迫性与尖锐性

  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就是指对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

  如前所述,这种确认一方面来自中国的自我认同与选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判与认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都具有动态性、阶段性,都需要根据实力、形势、理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所以,这里有必要指出,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在时间上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指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定位。这一定位,由于以下几点原因而变得非常急迫而尖锐。

  ()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际体系已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几次更替。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两极争霸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和新一轮国际体系转型的开始。近20年来,国际体系从两极争霸走向一超多强,美国的超强独大地位达到历史巅峰,可谓空前绝后。但好景不长,9.11事件挑战、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而布什政府战略与政策的失误,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形象。正值其焦头烂额之际,又爆发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不仅美国金融与经济遭受重创,而且社会与民众心理都受到沉重打击。奥巴马开始强调,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虽然独特和不言而喻,但美国并非是要做世界的领导者,而是愿意成为各国的好伙伴,为国际社会服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梦已破碎,但至少显示美国开始更理性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当然,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还会有反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认识的变化,无疑反映着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至于其他发达国家,则比美国更早、更清醒地看到了体系转变的必然性,同时立足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更赞同制约美国的超强权力与地位。然而,导致国际体系转型加速与加剧的决定性因素和力量是新兴国家作为板块和群体的崛起。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39.7%上升到接近50%,外汇储备更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75%.英国一家研究机构20096月发表的一项报告指出:2009年,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三大传统的西方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下降至50%以下,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令人瞩目的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 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显然,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已无法反映新的实力增长,更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对国际事务话语权、决定权的要求。于是G8+5G4G20等制度安排开始在现有体系内发挥作用,它们最终能否成为稳定而重要的机制,发挥持续的机制化作用还有待观察,但这一变化本身就足以表明国际体系转型之迅猛。

 

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把中国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因为,无论是在发展中五国、金砖四国还是在20国集团中的新兴市场群体中,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居于首位。而在应对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更是举世公认。很难用世界忽悠中国来解释这一切,只能说是时势造英雄。国际体系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提升给中国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认识并更清醒地确立中国的国际定位。

  ()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

  结构性压力与挑战植根于客观的结构(或称环境)和结构性冲突,是主观上无法避免的。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远不如发达国家。中国要发展、要崛起,自然就意味着追赶发达国家,于是追赶者与被追赶者之间就势必产生矛盾与摩擦。换言之,新兴崛起大国与现有守成大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它不会因为新兴国家的善良愿望而自动消失,这是当前中国走向崛起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从更具普遍意义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会冲击、打破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包括利益格局、权力格局、地位格局),会引起各国的关注与本能性反应。因此,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就不仅仅局限于与发达国家的冲突,也涉及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冲突,比如围绕市场、资源的冲突,甚至包括主权之争。这两类结构性冲突在全球、地区、国别层次上均有所反映。

  从全球层次看,中国面临着日益频繁的经贸摩擦、国家风险以及巨大的环境压力。迄2009年止,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3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根据WT O秘书处的统计,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所占比例分别为35%71%.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大洲都遇到了经营理念、产品质量、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酿成了贸易争端,有些还导致产品被焚烧、企业员工被绑架等事件,因此,企业向外扩展经营的风险明显增加。在环境问题上,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因此,中国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日益强大的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2009521,美国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以3325的票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从而既为推动国内改革,更为赢得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领导地位做好铺垫。而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的这一调整,使中国的处境更为艰难。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在环境问题上金砖四国处境各异,很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排放空间还是减排技术,中国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周旋的余地较小。

  巴西甚至提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方案(简称圣保罗案文),呼吁限制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CDM )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 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这就意味着,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会处于更加突出而孤立的境地。至于绿色贸易壁垒与冲突对中国外贸产生的冲击与压力,也越来越不可忽视。

  从地区层次看,在欧洲,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典型的结构性冲突。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不仅在制造业的低端产品上表现出优势,而且在高端产品(如电子产品)上也拥有了不可低估的竞争力。更令欧盟震惊的是,中国开始了在欧盟的企业并购和金融投资活动,范围涉及重要资源和高科技领域。对手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导致欧盟对中国非洲政策的不满,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是有意与欧盟争夺非洲,于是非洲也就奇怪地成为双方的一个问题领域。在亚洲,中国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讲都是无可争议的地区大国,有足够的发言权与影响力。经济的相互依赖、历史的恩怨、遗留的领土之争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特别是经济共同体的意识与现实不断强化,周边国家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另一方面,它们对中国的戒心始终难以消除。

  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赢得了世界,特别是东亚诸国的称赞与尊重,改善和提升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至上这一思维所易于产生的偏颇与狭窄,把双方的结构性冲突一再呈现于世人面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2009年,围绕南沙群岛、钓鱼岛的主权之争更加激烈,中印边境形势趋紧,都是例证。在非洲,中国奉行的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非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即便如此,双方的结构性冲突也时有体现。中国与非洲诸国都处于世界经济链条中的低端,产品具有相似性,因此相互间存在着市场竞争。此外,在全球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能源开发,以及在发展中的某些失误(如忽视工会作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导致了一些纠纷和摩擦。

  在国别层次、双边层次上,最突出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被国际社会视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关系,而中日关系则被解读为中日两国争夺亚洲领导权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赞同这种权力政治式的见解与分析,但在客观上,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和日本在亚洲的主导作用产生冲击。除了这种追赶者与被追赶者之间政治与心理的结构性冲突外,中美在贸易、金融关系上也存在着深度相互依赖与严重结构性冲突并存的局面。中国提供廉价商品供美国消费,美国提供金融产品供中国购买与储备,这种奇特的关系与模式恰恰真实地反映了结构性冲突的又一侧面。

  对于上述结构性压力与挑战,中国虽有所思考,但显然准备不足。长期以来,我们外交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习惯于仅仅从自身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对世界的冲击与影响,忽略了他者的感受与可能的种种反应。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前20年那样相对平静地发展,在加入WTO 、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后,中国必须勇于直面更多的冲突与纠纷,学会换位思考,以全球视野和多维视角重新为自己进行国际定位。

  ()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急迫性与尖锐性,一方面源自上述客观情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与中国对自身国际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相关。换言之,中国以何种身份、角色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能够起到和力争起到何种作用,发挥何种影响,这些关涉国家对外战略的重大问题,虽然在党和政府的相关文献中已作出了原则性、指导性、包容性很强的阐述,但在应对复杂变动的现实,在需要细化、精确化某些理论与政策时,则出现了不同的主张(表现为不同的表述、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着重点等),并影响到对外战略的实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尚处于探索与争鸣之中,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是否承认中国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这是第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是指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实力强大、有特殊地位与影响力的大国。前者可归结为硬实力,后者则是软实力的体现。肯尼思。华尔兹强调综合国力,尤其是物质性实力。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为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米尔斯海默明确指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

  莫德尔斯基同样信奉军事实力,认为大国必须能够发动一场霸权战争。英国学者布尔以独特的视角对大国三要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以上述标准进行衡量,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地道的大国,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大国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对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就出现了众多提法。最具代表性的认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地区性大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兼顾中国大国走向的则有:中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地区大国、中国是发展中的强国,还有准大国、潜在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见解。

  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称之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显然主流的见解未予承认,但中国硬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明显加强又不断冲击着这一定位,于是就出现种种具有探索性的弹性表述,从而难免造成某种认识上的混乱,模糊了中国的国际定位。

  是否承认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这是第二个有待明确的问题。崛起就是迅速的、超常的发展,既告别过去的自我也超出正常发展的他者,也就是说,崛起是以自我的过去和他者的现状为参照系,是在比较中确定自身含义的。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世界上鲜有的超常的发展,因此,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崛起国家。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西方的忧虑,并催生了中国威胁论。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在重大的场合阐述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与战略,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只想促进本国的发展,不想触犯他国利益,更无取代他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显然,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当代中国的一次明确的国际定位,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然而官方很快修正了和平崛起的提法,改用和平发展,理由是:崛起的表述有动用武力、刺激西方发达国家之嫌。

  无论是和平崛起的提法还是和平发展的修正,本意都是为了回击、化解中国威胁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振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但是,一个未曾预料的后果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国际定位的歧义与混乱。官方的文献中不再提及和平崛起,而学术界、传媒界却有大量关于和平崛起的作品问世,这种状况无疑有碍我们向国际社会表达明确无误的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斟酌与选择,主要是基于方便西方认同的考虑,而是否承认中国正在崛起这一更本质的问题却被模糊了、淡化了。

  是否明确宣示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这是第三个有待明确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和遏制,迫使我们把自身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批判者。改革开放后,我们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大大加强,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更达到难以分割的程度。正是鉴于此,我国在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中才一再强调:中国维护联合国与国际法的权威,倡导并奉行多边主义,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做负责任大国。这些政策指向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对待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态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至今为止,我们尚未在政府的重要文献(如党的政治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见到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的正面表述。同时,中国对待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态度与政策的变化,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系如何协调,也缺乏深刻有力的阐述。

  总之,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会随着国际环境和自身发展状况的变化而进行调适与修正,这种动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动态的调适并不意味着国际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段内,定位都应该清晰、明确,否则对外关系的目标、政策就会出现摇摆,或者被国际社会误解,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国际社会的评判与疑虑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首先取决于自身的认同与塑造,同时也与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认知与评判相关。因此,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就与国际社会发生了互动。以下两个向度体现着这种互动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影响。

  首先,大量的事实与言论表明,国际社会已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无论是传统权力政治视角下的中国威胁论,还是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利益攸关方为代表的中国责任论,或是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关于中国崛起的中国世纪论,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大国地位更是得到了西方的认可与强化。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中美两国集团论,即G2;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未来十年,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民意调查的结果支持了精英们的认知。2008年春,皮尤公司对全球24个国家的24717人进行抽样调查,认为中国已经或将要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比例,法、德、澳、西、英、韩、美分别为66%61%58%57%55%51%36%.显然,如果中国依旧拘泥于原有的国际定位,忽视甚至排斥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知,那么,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就可能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反之,如果中国能够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知,将有助于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

  其次,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猜忌同中国国际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有关。英国学者布赞指出:关于中国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有必要回答的问题,它需要获得比得到其答案更多的东西。除非它的确获得一个答案,否则,对中国长期意图的各种猜疑将仍然存在着,这些猜疑会使得它的)和平崛起变得比它所需要经历的更加艰难。

 

除了有关提倡一个更加多极世界的含糊想法之外,中国想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愿意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似乎并不明确。美国学者江忆恩则对中国把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表示不解,认为中国回避崛起这个词,好像是在掩盖、隐藏什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猜疑。显然,澄清、化解来自国际社会的猜疑,对于中国更为顺利地实施提升其国际地位、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对外战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有更明确的表述和更富有逻辑、更易于国际社会理解的理论诠释。

  三、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四个维度

  根据上述国际定位的一般理论,以及当代中国国际定位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困惑,本文从以下四个维度来探讨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具体内容。

  ()中国实力的现状与评估

  国家实力,是一国国际定位的基础性依据,离开对实力的准确评估与清醒认识,就谈不上国家在国际上的客观定位。国家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其中硬实力是物质性实力,涉及一国的资源、经济力、军事力等,是国家实力的显性实力。显性实力便于衡量,便于比较,便于把握,并且与民生联系更为密切,反映国家变化更为直观与敏感,所以在评估一国实力方面更为直接、重要。在硬实力中,经济力又最为重要,往往成为评估一国实力的最核心指标。因此,本文对中国实力的概括与评估正是指中国的经济实力。

  首先从经济总量、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世界的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升到2008年的6.4%.2008年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产量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居世界第二,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在制造业的22个大类中有7大类居世界第一;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8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升到7.9%.1979年至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此外,中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网络规模居世界第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遭受重创,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可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意味着从经济总量、对外贸易角度上讲,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的位次会进一步提升。这种超常的发展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攀升,从1978年的2.3%2000年的7.4%,再到2008年的22%.

  从这些惊人的数字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当代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总量上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市场、贸易、金融产生着巨大冲击力。

  中国经济的状况、走势和相应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中尤为明显。

  其次,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产业结构等指标看中国经济实力。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仍居世界100名以外(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360美元,仅居世界第132)。我国科技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约39%,而发达国家这一比率则超过70%.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为1.52%,而发达国家超过2.5%,如日本已达3.5%.我国的第二产业在GDP 中所占比重为48.6%,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29.8%;而第三产业为40.1%,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值66.3%.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又是一个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与创新开发度偏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如果再考虑到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考虑到在世界经济链条中从事低端制造品、进行加工贸易为发达国家提供商品,而自身消费水平却较低,以及城市化、教育程度、管理水平等因素,那么中国经济实力中的水分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尚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程度与水平上的差距。

  那么,从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上来讲,上述两个分析视角及其相应结论能否协调、如何协调呢?本文提出以下两个观点来进行回答:

  其一,在审视和研究中国的国际定位时,要特别关注其经济发展的冲击力。

  一国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关系的大棋局中通过比较、衡量确定的,也就是说它存在于相互比较的关系之中。

  经济实力的高与低有多项评判指标与要素,但当它与国家的国际定位相联系时,冲击力应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里所说的冲击力,是指一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或经济超常发展)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这种冲击力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贸易份额、外汇储备的大幅度提升,外部市场的竞争性和内部市场的吸纳性,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体现出这种冲击力。如前所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至少持续二三十年,所以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该时段内不会枯竭。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2030-2040年间,中国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生产的廉价消费品仍有竞争力,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带动的经济建设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与商品。今天,中国已是世界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石油第二大进口国。莱斯特。布朗曾大胆假设:如果2031年中国达到了美国的生活水平,那世界现有石油产量的127%、汽车产量的138%、纸张产量的193%都将被中国一个国家消耗掉。除此以外,另一个被时常提及的问题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日益增加。美国能源部预测,2003年至2030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增幅4.2%,居世界第一,2030年占世界总排放量24.5%.另一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19%,预计2030年达27%.,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的外部性越来越强,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在外部性与相互依存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机制客观上产生了冲击。G8+5的准机制化,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G20地位的凸显,以及提出改变国际金融体制,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都与中国崛起所彰显的经济实力有关。

 

不言而喻,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实力提升所产生的冲击力是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可持续性有待研究和审视。但是在特定时段内,它所产生的冲击力无可置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探讨国家的国际定位时尤其要强调这一点。

  强调冲击力的必然逻辑,就是承认具有冲击力的国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新兴大国,所以在国际定位时,要标示出这种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特殊性。

  其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是两个并列而非替代的定位与评判,不必非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新兴大国的定位侧重于从国际关系角度,动态地审视和分析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和冲击力。尽管新兴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具有爆发性、冲击性,但未必全面而持久。只有做到全面而持久的影响,这个新兴大国才会被国际社会视为真正的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新兴大国与全方位大国、地区性大国、小国,或时常提到的霸权国、挑战国等均为国际关系中的术语,原本就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在同一个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更多地立足于对一国综合国力、发展程度与阶段的判定,一般而言,涵盖的时段更长久,评价的指标与参数更系统与规范。相对于新兴大国的定位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稳定性更强,而且其现实作用绝不仅仅适用于国际关系,还适用于国家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是规制国家总体战略的指导性原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伴而生,它们是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一对范畴,尽管这对范畴也被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但其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

  当代中国既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日益被认同的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

  这两个定位反映了不同的视角,强调了不同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与把握中国。但是对于当代中国国际定位而言,新兴大国的定位更有针对性,更有解释力,也更能表达中国正在走向大国的事实和力争成为大国的意愿。因此,在定位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时,时刻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第一个维度。

  ()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客观的,具有客观性,而一个国家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的选择。讲到中国的国际定位,就必然涉及中国如何看待和处理同生存其中并与之密切交往的国际社会的关系。

  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它既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上的主导地位。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两极体系的终结,但支撑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力量、制度、理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分裂,又由于西方制定了扶持台湾、抑制大陆、反对新中国的政治外交政策,中国被隔离于国际社会。尽管1971年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被恢复,但总的来讲,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批判者。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但这一转型首先还是局限于国内,表现为政治理念、指导原则和相应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以及融入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至于中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等问题相对而言尚处于辅助的位置,还来不及作出全面审视与战略性评估。所以在改革开放中期之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中国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对现有的国际制度持有戒心,批评性多于建设性。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中期之前,中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基本上是批评、利用和慎重、有限参与的定位。应当说,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一个最艰难时期。拒斥还是参与,批判还是合作,抵制还是遵循,摧毁还是塑造,两种政治理念与政治选择时常碰撞,制约着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

  改革开放中期以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决定权显著提高,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走向了一个新阶段。这时,上述两种政治理念与政治选择的碰撞尽管并未消除,但已明显向后者倾斜。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最能说明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定位使用了认同者、融入者、改造者、参与者、支持者、维护者、建设者、塑造者、合作者等词汇,阐述了中国对待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观点的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的态度同样是鲜明的,自党的十五大(1997)以来,无论是在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还是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一再强调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新关系、新定位、新原则。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为例,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显然,从这些指导性原则与主张中,人们不难察觉和体会到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中国国际定位的转型。而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人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之关系的更流行见解则是:中国是一个(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以及中国政府的上述指导性原则与主张,在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身份、角色的猜疑与担心方面起到了何种程度的作用,能否给予更具体、更确切、更有针对性的解释与补充。毫无疑义,负责任大国的定位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与主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并对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在国际定位上的立场和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表述过于原则,内容也比较含蓄,留有较大的余地和想象空间,所以仍然会产生歧义。我们应该直面并回答如下尖锐的问题:负责任大国要负什么责?向谁负责?如何负责?而这一切都指向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换言之,作一个负责任大国就必须是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只有对负责任大国作出这样简洁、明确的阐述,才能揭示其确定性内涵,从而澄清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关系的种种疑惑,展示当代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框架内和国际社会一起推进国际事务的改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意愿与努力。

 

如果说参与者、合作者、遵循者、塑造者是对负责任大国的简洁概括,正面回应了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那么这四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之间又有何关系呢?

  显然,参与是前提。中国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就意味着,认识到尽管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有其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但是这一体系与秩序又确立了以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为基础,承认主权国家平等,维护人权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理念与原则。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这些理念与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认同与张扬,并有新的发展(如对发展权、环境权的强调,对责任主权、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倡导等)

  因此,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既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现实发展状况,又维系着国际关系的正常交往与运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反对与拒斥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热衷于扮演革命者,那么就很难求得自身的发展,也无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积极的参与,在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内发挥作用。

  合作是参与后所要采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参与意味着理念、思想的转变,而合作则要求切实的行动。合作主要指加入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参与多边的、双边的对话与协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环境等各个层面与国际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中国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合作者,自然就会有加入WT O,签署人权条约和国际军控条约,落实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原则,积极倡导并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与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博鳌论坛)等一系列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国家利益的权衡,又有敏感的政治难题,应当说难度极大,但中国所表现出的坚定和积极的合作立场,则是有目共睹、无可争议的。

  遵循是指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遵循不仅指自身的遵循,还应该包括对国际社会中破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劝说与批评。换言之,遵循意味着超越自我,开始指向他者,这是更为困难的事情。因为破坏现行国际规则,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既可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擅自入侵伊拉克);也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还可能来自国际恐怖集团(如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这时候要真正做到维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权威,并非易事,因为维护的行动可能给本国带来利益损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造成外交麻烦与安全困局,这就是遵循者难免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塑造是更高层次的行为。塑造意味着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以更好的理念、价值去改造、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去建设新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

  塑造者的基点是现实,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现实就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公正性与不公正性并存。塑造者在维护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现实合理性与公正性的同时,还要渐进有序地改造不合理性与不公正性,如果忘记或放弃了这一点,就是机会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就难以赢得道义的力量和世人的尊重。

  塑造者还应有适度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情怀,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转型提供方向、目标、理念,为新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来临积聚力量。中国正在自觉加强塑造者的意识,力图在这方面有更大作为。

  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这就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第二个维度。

  ()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

  中国的国际定位不仅要在动态的、比较的意义上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而且要标示自身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上的特质。

  换言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的角色、身份,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和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还在社会制度选择和价值追求上具有特殊性。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明确坚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实践中也有过被曲解、被扭曲的经历及惨痛教训。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理想和价值追求并未过时。作为理论,社会主义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生活和解决人类社会关系与矛盾的新视角、新观点。作为理想与价值追求,它所倡导、憧憬的公正、正义、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当人们反思社会主义实践,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福利保障等层面比较传统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感叹西方发达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时,恰恰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广泛影响与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的理念,已成为一面镜子、一套标准,衡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在身份认同和国际定位中标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张扬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价值追求,就是要明确我们始终不忘维护和谋求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不断推进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发展。今天,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正是与社会主义的理念、价值吻合的,所以,中国有道义上的优势,有理念上的优势。明确社会主义的定位,就应该在改造、塑造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当然,今天的社会主义必定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的、被曲解变形的社会主义。如果抽离甚至放弃了改革开放,那么社会主义的标签就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活力与希望,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这一点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性变化与成就所证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在国际定位中表示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决不是要搞意识形态,回到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思维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老路。坦诚而鲜明地标示中国的特质与追求,就是在真实地反映文明、社会制度、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去实践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就是为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找到与社会主义理念、价值的结合点,在立足现实、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渐进推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转型;就是告诫自己不要成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俘虏,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追求。

 

总之,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第三个维度。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与着力点

  中国的国际定位既要有现状的评定、身份的认同、自身特质的标示,还应有对自身优势与对外关系着力点的审视与预期。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无疑会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们的差距与劣势又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并非短时期内就能改变。这种差距既表现在硬实力,又表现于软实力,需要具体分析,以便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在硬实力方面,即便我们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在30年内,即使从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但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只有美国的1/4.况且硬实力并非只有GDP 这一个指标,在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军事实力等指标上,我们的差距更为突出。此外,硬实力的较量本质上是现实主义逻辑与思维的较量,它可能导致类似安全困境那样的硬实力困境。因此,在对外关系中仰仗硬实力,拼搏硬实力并不是中国的强项,也不应该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感召力,它的真谛是让别人也想获得你希望实现的结果。中美两位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个组织或国家所表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它的文化中,体现在它根据内部实践和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中,也体现在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中。当前中国的软实力从两个向度上比较都处于欠佳状态。

  首先是同美国比较。美国的文化产业、大学教育、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度,以及较为普及的自由、民主、人权意识和在国际事务中设定议程、主导机制的能力与作用,都显示出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因此,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一样,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任重道远。还有中国学者对中美软实力进行了量化比较,认为若仅从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来比较,中国的软实力为美国的1/5;若从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项进行比较,中国的软实力约为美国的2/5;如果将上述两个结果综合起来考虑,则中国的软实力大约是美国的1/3;(其次是同中国硬实力的迅速提升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硬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已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个过程中软实力也有提高,但远远落后于硬实力提升的幅度,因此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不对称。一方面社会存在着腐败、诚信与社会公德堪忧、社会运行机制不畅、公民社会发育不足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外交哲学转型的艰难和国际定位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很难在设置议程、创建机制、决策重大事务上发挥更加主动和主导的作用。

  尽管当前中国的软实力远不尽如人意,但是本文依然认为,提高软实力,发挥软实力作用,应成为21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理由在于:

  其一,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蕴藏着软实力。

  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不同,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美国的软实力是自近代以来,与硬实力一起相伴相生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两者相得益彰,形影不离。这种状况也曾存在于鼎盛时期的中国,但随后(一般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的国力就开始明显走下坡路,并被迅速崛起的西方国家陆续超越。国家的衰退不仅是硬实力的落后,也是软实力的落伍。但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软实力中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观念会消失。文化具有存续性,它可以在沉寂多年后再度被挖掘、被展现、被运用,这是软实力的特点与魅力。

  就此而言,历史悠久的国家就比历史短暂的国家具有某种文化优势,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力明显下滑,但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软实力依旧存在。尽管从总体上讲,王权至上、皇权统治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制度基础,但以德服人、王道文化的传统也清晰可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王道文化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提出了天下观、和合观、中庸观、天人合一观等颇具魅力的主张与见解。天下观以世界的视野认识世界,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界;和合观倡导多样性的统一,重大合、大势,又尊重个性的张扬与展现;中庸观注重中正、适度、有序、和谐;天人合一观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这些见解和主张中的许多理念与价值都对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有启发意义,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优势。近年来关于天下观、和合观的探讨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尽管不乏批评性意见,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软实力的吸引力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这个基本事实表明,挖掘软实力,展现软实力,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其二,改变软实力的滞后状况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软实力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发展,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从而影响到国内外战略目标的实现。腐败不仅侵吞着国家的财富与资本,更侵蚀着社会机体与组织,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道德的滑坡,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盛行,毒化着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灵魂。

  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管理中透明、监督、责任的不足,导致权力的失控、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失范。公民社会的孱弱,影响到公众的有效参与和治理。

  文化、教育、科技的片面市场化、功利化倾向,降低着教育质量,败坏着文化声誉,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后果。中国软实力中这些令人忧虑、痛心的现象,极大地损害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削弱着应有的国际吸引力。所以,加强软实力建设,着力提高我们的文化吸引力、价值感召力、发展模式与制度建设的榜样力,以及外交理念与外交形象的感染力,在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就具有十分突出而重要的意义。

  其三,中国着力于软实力的战略选择已初见成效,应进入更自觉、更坚定的新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性话语。中国的崛起,特别是硬实力的大幅度提升成为这一话语与理念的最好注释。但是,伴随中国崛起而产生的来自国际社会的疑虑与猜忌,以及我们自身感受到的国内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的不平衡,都要求对偏重硬实力的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反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论相继出台,表明了要倡导、发展软实力,以软实力统帅国内改革与可持续发展,以软实力引领中国对外战略,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选择。这一反思及其新战略选择已初见成效。近几年来,中国在各种重大国际场合讨论重大国际事务时,都反复阐述并强调合作、责任、共赢、人类共同繁荣与共同利益、构建和谐世界等主张与理念,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安全挑战和各种尖锐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中作出了实质性努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倡导的这些理念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力也越来越得到认同。这充分表明,把软实力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这一战略转向与选择是正确的,必须更自觉、更坚定地予以贯彻。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硬实力较量的历史,就是权力更替和霸权兴衰的历史,那么今天已到了扭转这一历史共识与惯性的时刻。国际政治的转型已提上历史日程。所以,当代中国在国际定位时,要有这种理论的自觉。

  我们不是要刻意在国际关系上打上中国的烙印,而是要认识到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与新问题时,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与思想有可能被再发现、再解读,从而引领国际社会从主流、传统的权力政治中摆脱出来,走向一条新的和谐之路、光明之路。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有所认识。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指出:中国在中国化进程中会呈现两种面孔,一种与人们对权力的常规认识相统一。第二种则通过在基础的社会结构、知识系统和整体理论层面的运行,帮助其他行为体塑造自身的身份认同。这第二种面孔正是倡导和传播天下观所体现的。

  结语

  国际定位是任何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会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提出,要求给予新的审视与回答。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至少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考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历史延续。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篇章。过去的30多年,我们的着力点是发展经济,提高国力,更注重国内事务。而今天,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在中国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内事务已愈来愈受制于对外关系与对外事务,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务必加强对中国国际定位的深入思考与探讨。

  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主要立足于四个维度。其一是中国实力的现状与评估;其二是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其三是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其四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与着力点。这一思考的内在逻辑是:国家的实力乃国际定位的客观基础,处理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取决于主观的选择,这两者是国际定位的基本点。社会制度和价值追求的标示突出了自身的特质,优势与着力点的审视有助于确立对外战略的特色。后两点使中国国际定位与他国国际定位更明显地区别开来。

  根据上述四个维度,本文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注重并拥有软实力的文明古国,提高软实力,发挥软实力作用,应成为21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注释略。

 

  作者:蔡拓,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定位与建设性作用研究(批准号08AGJ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