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热”还在持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而且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正如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在“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30周年”编者按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急迫任务是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的领导地位。
1 回到马克思：从方法论到社会实践
马切罗·穆斯托在《今日马克思》中指出，随着全球危机的出现，我们迎来了“马克思的复兴”。这场复兴具有双重特征，一是把马克思从正统中解放出来，使之与多个研究领域和思想结合；二是重申马克思的批判和革命精神，为资本主义批判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探索提供资源。
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
近年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的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文集《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中：〈大纲〉的批判诠释》中，罗伯托·芬奇提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四个层次的抽象：简单循环中的抽象，资本作为普遍性的抽象，资本作为特殊性的抽象，资本作为单一性的抽象——意味着达到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马克思既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也把抽象作为把握资本主义结构和过程的思想工具。
在资本主义的一切抽象物中，货币最为重要。托尼·史密斯指出，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是支配一切的先验权力，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把历史地产生的货币这一价值形式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定性。而在巴塔查里亚看来，商品拜物教和工资并非是隐藏了真实社会关系的虚幻形式，而是真实社会关系得以成为可能的构成性条件。（参见《资本的谱系》）克里斯蒂安·洛茨也表示，货币不仅构成社会关系的意义框架，也构成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社会视域。今天，通过信用、债务和金融等抽象物，不仅人的想象和记忆日益被整合到货币的抽象关系中，而且人类生活对抽象物的依赖性将会随着电子产业和脑科学的发展与日俱增。（参见《资本主义的图式：时间、货币和抽象文化》）
安瑟姆·杰普认为，索恩·雷特尔将“现实抽象”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深刻的，成功地解释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但雷特尔的理论只承认现实抽象在流通领域中的作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以现实抽象为中介的。“现实抽象”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像雷特尔那样仅仅着眼于对唯心论哲学进行认识论批判，还应该着眼于对当代现实进行社会批判；不能仅仅把研究限制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释上，还应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抽象的新形式。
马克思主义既在“中心”也在“边缘”
2010年问世的《处于边缘的马克思》（凯文·安德森著）在2013年继续受到关注。大卫·诺曼·史密斯指出，这本书不仅使人们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阶级、国家等核心主题的贡献，也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对文化、族性以及地缘政治等“边缘”领域的贡献。
可以说，近年来伊冯·基尼奥的《回到马克思：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和美国哲学家彼特·胡迪斯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探索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和世界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关于马克思性别观、家庭观的探讨，《当代西欧马克思主义指南》、《法国马克思主义导论》以及《今日马克思》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的讨论等，既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的努力，也展现了一幅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图景。
2 资本主义批判：从新自由主义到债务资本主义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深刻影响着劳动者和中产阶层的生活。针对当今资本主义危机及其社会经济灾难，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思想家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批判。
新自由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释放的资本积累的盲目冲动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新自由主义却依赖经济危机来强化自身的逻辑。诊断和解释资本主义需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性质，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由资产阶级及其金融制度的霸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主要特征是资本所有者支配公司管理者，代表人物为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拉德·杜梅尼尔。二是强调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瑞德伊卡·德赛在《地理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市场神话、帝国神话和美国霸权神话是三个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神话。德赛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宰的全球秩序既不公正，也不稳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证明。三是强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经济生活的消极力量，而且是消极的文化力量。劳尔·德尔戈多·怀斯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文明危机，它毁灭了劳动者，也毁灭了自然。J. D.泰勒的理论相对温和，但他在《否定的资本主义：新自由时代的犬儒主义》中把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对犬儒主义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为新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四是主张新自由主义是新的等级制。新自由主义一贯主张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消除官僚等级制和民族国家壁垒，但它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等级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世袭资本主义”或“遗产资本主义”。德国学者冯克也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重新封建化。
对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学者们也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在《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中，沃勒斯坦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视为“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走向最终衰亡的前兆。而在最新推出的《17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大卫·哈维指出，即使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灭亡，矛盾只是蕴含着革命的可能性，结局仍然取决于人们的斗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僵而不死，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认为，奥秘在于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实则通过巨型公司控制大众的生活。因此，克服新自由主义应该把大公司拉回到政治辩论之中，让它受到社会公众领域的监督和民主的约束。（参见《新自由主义奇异的未死》）
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一些国家采取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也引发了西方左翼的反债运动。在近年来关于债务资本主义的研究热中，大卫·格雷伯的《债：第一个5000年》和拉扎雷图的《债务人的形成》影响最大。
格雷伯认为，人类生活存在交换、等级制和共产主义三种道德原则，共产主义理想包含在人类给予和帮助的实践中。但是，市场和债务把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关系异化为由金钱衡量的债务关系。对此，罗宾·布莱克伯恩指出，人类生活本来就是由“给予”与“接受”的关系构成的，只是在新自由主义脱域的社会中，它们才会变成债务关系。而最近发生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穷人与富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金钱机器与人类生存和繁荣之间的冲突。杰弗瑞·阿提克也肯定《债》的核心观点：“债首先是一种允许行使权力的制度。债是等级制度的基础，因而也是很多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认为，非人格的、由法律强制做后盾的债务是充满暴力的，抵抗债务也常常成为人民起义的动因。
《债务人的形成》一书认为，债务机器结合了权力、道德和经济，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人”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人”。在对该书的讨论中，斯塔沃拉卡克斯提出了“债务社会”的概念，指出债务社会把后民主制特征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不仅建立在债务基础上，而且借金融危机深化其政治逻辑。提出“债务时代”概念的沃特姆，尽管同意“债务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一架机器”，但他认为设想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债务关系是可能的。
债务资本主义不仅引发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特征和社会控制新形式的讨论，也引发了对债务危机国际政治后果的关注。在《欧盟危机：一个对策》中，哈贝马斯坚持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主张通过法律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克服危机。在他看来，债务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可营造欧盟成员国之间休戚与共的政治氛围，也有助于限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拉帕维塔斯则认为，欧盟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有缺陷，危机是由欧盟内部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在《欧盟区的危机》中，他提出，边缘国家应该退出欧盟，由民主选举的政府管理经济。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
以“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为主题的美国2013年左翼论坛代表着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贝米拉·福斯特在2013年刊发的系列文章中指出，生态解放具有总体意义，它不仅是自然的解放，也是社会的解放，不仅是人类生产问题，而且是人类自由问题。菲利普·克莱顿与贾斯丁·亨兹科尔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替代》则试图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老子的中国智慧、社会主义的遗产与生态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只有可持续的协调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
围绕生态危机的性质和根源，2013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安迪·袁在《失败政治学已经失败》一文中指出，过分强调生态危机的灾难性质以便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一把“双刃剑”，在激励人们行动的同时也可能涣散人们的斗争。对此伊安·安格斯在《环境灾变论的神话》一文中进行了批评，认为安迪·袁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是片面的，环境主义者应充分研究危机的客观性质和严重性。对于这场讨论，纽约大学教授萨姆·吉丁表示，面对环境危机，最迫切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形成社会反抗力量，他主张把环境问题结合到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纲领之中。上述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安格斯的生态主义政治观点，认为只要对克服生态灾难有意义，生态斗争本质上就是政治斗争；安迪·袁和吉丁的政治生态主义观点，强调除非把生态危机批判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动员，否则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生态问题既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取向的政治问题，既是人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两种话语必须辩证地结合起来。
3 社会批判的哲学新视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还没有提出像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那样的突破性创新理论，但形成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思想和新理论。
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之根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债务危机的批判不仅需要经济学视野，也需要哲学视野。在《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之根：历史、文化和辩证思想文集》中，布莱克对德国批判理论家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诺曼·莱文、罗伯维茨以及托尼·史密斯等学者的思想进行了考察，并指出揭示劳动的主体性及其悖论性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而恢复无产阶级主体性和实体性，则是人类解放的基本内涵。
关于辩证法的新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中，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究竟是阶级对抗的主体辩证法，还是资本体系的结构和关系的客观辩证法，一直是存而未决的问题。对此，胡迪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一书中指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解释都存在盲点，马克思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和规律的解释，也是对后资本主义替代社会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思考。安德鲁·布赫瓦尔特则在新著中阐述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强调社会批判的历史情境性，黑格尔辩证法是同质性的，强调现实应该趋同于概念，马克思辩证法则是异质性的。
唯物主义研究进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齐泽克、约翰斯顿等人的研究推进了相关讨论。在《绝对的反冲：朝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一书中，齐泽克将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德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并区别于传统唯物主义、福柯式的话语唯物主义、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而对于齐泽克最近的哲学立场，约翰斯顿则将其概括为先验唯物主义哲学。约翰斯顿认为，先验唯物主义意欲打通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精神分析、生命科学和当代哲学等思想资源，为激进政治的可能性提供新的解释，其代表人物包括齐泽克、巴迪欧、马拉布、米纳尔、哈格隆德、康利纳和班尼特等。此外，柯林尼科斯的新著《解码资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命运》对《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就从实体存在论转变到了关系存在论，这一关系本体论构成了《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也是他构想未来社会的哲学基础。
4 左翼政治学
当今左翼政治学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理论界限，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三种最有影响的理论倾向，而围绕艺术与政治的探讨也渐受关注。
共产主义“再命名”
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兴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如居塔里和奈格里的《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雅克-吕克·南希的《非功效的共同体》。在新近的讨论中，巴迪欧认为，应当重申“共产主义”和“人民”概念的革命与解放意义，这是拯救左翼政治的前提。巴利巴尔则从“欧洲人民”概念的悖谬性切入，认为关键在于使欧盟从一个法律共同体转变为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相较而言，奈格里更为激进，主张重启共产主义视角以发掘社会现实中的颠覆性力量，主张拒绝还债、抵制货币和金融机制、建立与共同物相符的制度等斗争策略。此外，朱迪·迪恩的新著《共产主义的视域》也主张要恢复人民主权在民主斗争中的核心地位。
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苏联式的“现实共产主义”在官僚、政党与人民之间造成了分裂，不能代表真正的共产主义；二是为了与自由民主派立场相区别，激进左派需要自己的政治标签。然而，新的共产主义话语是内在分裂的。对此，约翰·罗伯特在《共产主义的两个名字》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包括“哲学的共产主义”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之间、“少数派共产主义”和“多数派共产主义”之间、“出离的共产主义”与“自我扬弃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可以说，新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激进政治的标志性符号，但尚没有真正解决好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提出一个既具有规范吸引力又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共产主义理论。
无政府主义的“友谊政治学”
无政府主义复兴有双重原因：从理论上说，任何人类解放理想中都包含着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从实践上说，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都有无政府主义的特征，2011年更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转向年”。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没有上帝没有主人：无政府主义文选》、《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与实践》、《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自由至上的无政府：反对国家》、《翻转的革命》等，并有《文化研究中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当代无政府主义研究》等专业杂志问世。
在无政府主义复兴研究中，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研究热点。韦恩·普赖斯在《激进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无政府主义导论》中指出，“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好于其他理论，也包括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思想。”但是，就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设想来说，无政府主义有其独特性。2013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转向》文集认为，无政府主义不是唯我论，只是强调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和个人自主性基础上的“友谊政治学”。实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将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清晰的资本主义替代社会概念。
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女性主义不仅是性别理论，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南希·弗雷泽在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的财富：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女性主义从解放政治转向了认同政治，陷入了多元主义的“万花筒”之中。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到来，女性主义应该充分发掘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理想和潜在力量，与其他平等主义运动相呼应，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结合。
《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一个批判性研究》既是一本文献学研究的著作，也是一部思想性著作。作者希瑟·布朗指出，马克思指出了家庭的历史特性，并将性别视为变革和发展的主体，而非社会变化的消极被动的载体。对于女性主义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交集性”理论，爱娃·米切尔认为必须回到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妇女的现实地位总是由多重因素交互性作用造成的，交集性概念把握了这一特征，但关键在于以恰当的方式运用这一概念，在具体时空中把握各种要素的交叉关系。
政治的艺术
在当今左翼思想家中，朗西埃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2013年的中国行更是引发了一阵“朗旋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朗西埃认为，艺术以审美的方式悬置了社会要求，为个性解放提供了真正的场域。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的艺术：左翼的新开场》一书中，阿明和斯瑞夫特指出，主流的左翼话语对政治采取了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狭隘解释，而政治并非仅仅是对策略的计算，还需要以试验的眼光、丰富的想象去构想更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就培养政治想象和创造性而言，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成功的左翼政治运动，总是能够超越传统政治，并打开新的政治能动性。应该承认，艺术与审美是马克思主义解放理想和革命政治话语的重要内容，但再崇高的艺术、再神圣的审美情感，如果不能有助于自由与民主，就应该被拒绝。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院 汪行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