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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时代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转进”
| 2013-05-27 | 作者: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赵明昊 浏览量:2112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国家转型之痛、发展方式之争、力量重组之显、有效治理之难无不表明,一个全球政治的再平衡时代已然到来。全球主要国家竞相重新审视自身国际环境,积极谋划和实施各自国家安全战略的再平衡,对内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对外则力求巩固和拓展战略空间,进而“乱中求变、以变促强”,“变中求稳、稳中求进”。之所以说当今国际格局调整的特性是“再平衡”,是因为未来数年国际力量对比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大国在对未来全球政治样貌看不透、吃不准的情况下可能会彰显一种摇摆的政策态势,这多半是因为对世界事务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把控仍缺乏信心和能力。

       可从三个重要维度认识和理解所谓再平衡时代。首先,近年来整体国际环境出现了四大突出变化:世界金融/债务/经济危机带来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带来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信息时代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局带来国家制度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新兴力量崛起和国际公共物品的相对短缺带来全球治理环境的变化,上述四种变化相互牵引、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再全球化、再集团化、再规则化和再治理化的世界。显然,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正在以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上升,我们看待世界的复杂性思维也应随之增强。

其次,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大国都在推进各自版本的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力图从四个方面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再平衡。一是推动内政和外交的再平衡,减少财赤、积极应对实体经济空心化、改革税制和移民政策、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力图重振国力,为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奠定坚实的国内基础。二是推动外交、经济和军事这三种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均衡运用,力避外交政策过度军事化,注重开掘和利用“公民力量”(civil power)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明确提出“经济就是外交、外交就是经济”的政策口号,并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业协定(ISA)等多管齐下,重塑国际经贸规则和世界经济格局,建设“经济版北约”。三是推动旧盟友和新伙伴之间的再平衡,在“太平洋-印度洋”新两洋战略框架下,深化盟友之间的“互操作性”,推动既有同盟体系的更新、扩展和网络化,并且在“多伙伴世界”的旗号下,对新兴国家软硬兼施、亦打亦拉。四是谋求应对“近忧”和“远虑”之间的再平衡,更加强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大力确保对海天空网等“全球公域”的掌控,建设具有全谱作战能力,兼备适应性、敏捷性和灵活性的“未来军队”,发挥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促进者、赋能者、召集者和保证者”角色。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进行着充满挑战的国家安全战略再平衡。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精英层普遍认为,全球正向一种新的文化、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时代过渡,世界已经进入“湍流区”,而这一时期注定是“漫长而艰辛”。普京在《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俄罗斯的“后苏联时代”已经结束,俄力争成为实施全方位外交的全球性大国。由此,出于平衡外交布局、突出欧亚大国地缘优势、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多种长远性考虑,普京政府加大了“转向亚洲”的力度,试图从地缘方向上纠正俄外交重欧轻亚的失衡,体现了一种“如果想向西方靠拢,就要向东方迈进”(俄学者特列宁语)的战略逻辑。此外,俄罗斯更加注重利用地缘经济战略来补强地缘政治战略,如大力推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三国关税同盟。最后要强调的是,俄罗斯近年在军事领域推进改革的意志、决心和实效不容低估。

观察再平衡时代的第三个维度是传统国家和传统威胁之外的世界,可以说,资源、能源、技术、气候变化、人口、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隐性一极”,也是所有大国凭一己之力或简单结盟都难以对付的一极,当然,这其中也蕴含了促使大国变革战略思维、实现多赢合作的潜在机遇。

面对一个再平衡时代,中国怎么办?简而言之,要靠中国的战略自信、战略克制和战略韧性,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更多挑战和更大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也是一个需要国家勇于改变自我且以变求强的世界。中国已从国际体系的外部变量转化为内部变量,中国自身对外战略的选择与和平发展的成败将是影响全球政治走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不能只看到别人的弱点而不审视自己的软肋,它的最大战略对手不是哪个其他大国,而是中国自己。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彰显一种日益突出的进取精神和“战略明晰”,其要旨包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努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在“成长烦恼”和“权力困扰”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外交从安全外交、发展外交向立体的大国外交转变来说,进取的精神殊为必要,但如果这种“进取”缺乏相应的“转型”跟进配合,则注定行之不远。这正是笔者提出中国外交需实现“战略转进”的原因,它力图体现的是进取与转型、强势与灵巧、刚性与韧性、争利与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外交实现“战略转进”的主要目标似可归结为八个更加:更加具有时代性的全球视野、更加恰切的国家定位、更加精细的利益界定、更加平实的价值观表述、更加完善的总体规划、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更加均衡的手段运用、更加有力的协调配合。

中国外交“战略转进”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管理复杂性,不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看待世界;二是善用依存性,适应当今世界大国竞争性共存这一常态;三是注重均衡性,坚持有所作为、谦虚谨慎;四是不惧突发性,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意外;五是强化社会性,要认清全球范围内“个体赋权”(individual empowerment)的大趋势,用好“公民力量”。

尤为重要和紧迫的是,我们要建立更完整、更平衡、更与时俱进的世界观,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思维、外交政策理念和对外行为规范,谋划和施行“环境导向型”而非“地位导向型”的大战略。中国自身世界观的积极变化一定会引致外部世界中国观的积极变化。

最后,美俄等大国进行的再平衡对它们各自而言实际上都是“痛苦的”,中国外交的再平衡也一样会是艰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