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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提升国家治理,需要有些“国际视野”
来源:澎湃研究所2015年3月16日 | 2015-03-19 | 作者: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赵明昊 浏览量:1274

 

国际问题学者通常关注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内部的事情。然而,这几年,无论是乌克兰政治危机,还是“伊斯兰国”带来的冲击,这些国际热点的背后实际上都牵涉“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学界和舆论精英们也在讨论西方政治制度的“功能不调”或衰败。可以说,“国家治理”的风险和挑战是一个全球层面上的共性问题。

 

对于刚刚结束“两会”的中国而言,要想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些目标,就必须认真审视和解决中国版的政治“功能不调”问题,构建可以适应中国发展新常态的政治生态,不仅要防止坏人做坏事,更要能选出好人,并让好人做成好事。

 

在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越发深入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探索,势必也需要有些“国际视野”。看清别人的问题不是为了“幸灾乐祸”,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的问题。

 

政治体制缘何会衰败

 

所谓“功能失调”或衰败,就是一国的政治体系和制度难以产生好的政策,政府也缺乏落实好政策的能力。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上台执政以来,它想要推进的国内变革可谓举步维艰,不仅移民、税收等方面的改革难以展开,医保方面的改革成果也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奥巴马曾经对华尔街的金融界大鳄们宣战,提出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要就“次贷危机”进行问责。可时至今日,金融监管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也再难看到奥巴马面对金融精英的大义凛然。

 

 美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解释这一状况时称,“金融危机后一直未能建立起恰当的监管,那些手握巨大资本、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制度,利用拥有巨大游说能力的院外集团阻挠改革”,“石油、金融等领域的特定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为己所用,在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设置障碍,这可以说是民主的失败。吃了亏的老百姓不再信任政府,得不到支持的政府其权限会进一步缩小,从而使国家治理陷入恶性循环”。

 

 大约25年前,1989年夏,苏联正式解体前夕,福山曾大胆地宣称: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这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所谓“历史的终结”。而在2014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旨在对金融危机后美国乃至西方面临的制度危机进行思考。

 

 福山指出,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理念,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由来已久,美国宪法也深深体现了这种传统,但问题在于一旦民主过了头,对行政机构的监督和制衡就会沦为“否决体制”,导致决策体系过于松懈,施政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福山对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之间越发“极化”的党派之争颇感不满,并悲观地认为不易找到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极化”简而言之就是左的太左、右的太右,难以相互妥协,难以形成政策共识。

 

 201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则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当时刊文评论称,美国国会的口水仗不少,但议案产出率却是1947年以来最低的,美国普通民众对国会的信任率仅为7%,联邦政府过度分权制衡,导致运作机制瘫痪。

      

政治体制的衰败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糟糕,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下降,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减弱。美国知名记者小约瑟夫?迪昂在其所著《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患上严重的意识形态病,虚伪的政治辩论远离选民的实际关切,这是民众憎恨政治的原因。

      

英国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的讲教授尼尔?弗格森被认为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之一。他在2014年出版了《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一书,力图探讨西方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支撑西方文明的制度支柱为什么会失效。弗格森在该书中将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四个“黑盒子”逐一打开,对“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进行深入剖析,以历史学家的锐利视角,讲述了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制度的退化。

      

弗格森批评西方社会中的“法治”沦为“律师之治”,腐败和处于垄断地位的精英大肆利用法律和行政体系为自己牟利,以国家之名,行掠夺之实。他还对“公民社会”的退化表示痛心,“公民”的内在含义是每个人都应为促进政治体或社群的公益而作出贡献,但现实却是大家只想着去让别人改革,惟使自己得利,公民自身的责任感不断降低,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质量也在降低。

 

贫富差距加大成为“顽疾”

      

在政治体制功能失调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的萎缩成为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挑战。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所批评的,“资产拥有者越来越富裕,与无产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和贫困变成了一种世袭”。

      

近期,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缩、经济停滞和不平等状况加剧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经济繁荣远不是包容性的,必须集中精力扶持中产阶级,提升工薪家庭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而且还需要从全球范围内加大对富人群体的监管。美联储主席耶伦也罕见地就美国的政治问题发声,她警告,美国经济虽看似稳步复苏,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对“机会均等”等美国传统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

      

更严峻的是,正在出现的新经济型态也在带来新的“国家治理”压力。在美国、英国等地,互联网将客户和大量自由职业者相连结,前者即便不是富人,也可以享受“专车”、“定制生产”等特需性的服务。然而,这种新经济模式对劳动组织方式、社会契约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大量依靠互联网生存的自由职业者不领取固定薪酬,也没有固定的雇佣者,如何监督他们的服务质量,如何保障这些人享有社会福利保障,以及如何防范这种新经济模式加剧社会不平等,正成为西方国家的热议话题。

      

由此,经济新常态必然会带来新挑战,政府需要拥有前瞻、及时、有效调整公共政策的能力,以适应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新经济时代。

      

英国《金融时报》资深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51月发表的评论中指出,“过去几年中,西方在冷战后支撑世界的三个领域都失去了信心,即市场、民主和美国的权力”。他颇为忧心地写道,虽然美国自身的经济出现复苏,但西方知识界对自身制度信心的复苏似乎还很遥远。福山则强调,西方国家迫切需要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且负责任的治理体制,在于建立起敢于和既有经济、社会不平等进行正面交锋的、公正的政治体系。

      

在完善政治体制、提升国家治理方面,中国需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正确看待自身的问题与机遇。这将给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带来一场有益的制度竞争。无论如何,政治需要恢复其本应有的功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解决问题。

 

 

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研究所2015316